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其中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会成都40公里，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1988年1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
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古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遗址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沿河一带东西长5～6千米，南北宽2～3千米，总面积约1200公顷，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是四川境内目前探明的范围最广、发生时间较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已确定的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个，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湾”、“真武宫”，北部的“西泉坎”，东部的“狮子堰”，西部的“横梁子”，以及向西延续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遗址最为重要。三星堆遗址群的年代范围距今约5000年至3700年间，前后延续 2000年，前后共出土文物4000余件，所出的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已被中国考古学者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发掘历程

偶然发现

三星堆是三座长约数十米至百米、高约5米至8米，连结成一线的土堆，分布在马牧河西岸东、南、西三面的台地上。关于三星堆其名，有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玉皇大帝从天上撒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广汉的湔江之畔后形成了三座大土堆，突兀地立于平原之上，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名三星堆。在牧马河对岸，有一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富于奇想的人们于是将这片台地起名为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亘古而来，形成了广汉八景之一——三星伴月。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于1929年春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其中有圭、璧、琮、玉圈、石珠等，一共300多件。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经四川省教育厅颁发执照，广汉县政府批准，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共出土文物600多件，有陶器、石器、玉珠、玉杵、玉璧、玉圭等，这些文物后交由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此次考古发掘的成果被葛维汉整理成《汉州发掘简报》，发表于1936年的《华西边疆月刊》，文中将这批出土的文物命名为“广汉文化”。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深入发掘

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等调查三星堆、月亮湾，首次发现三星堆存有大片古城遗址，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 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冯先生当时曾预言，三星堆很可能是古蜀人的遗址，说不定就是古蜀人的“都城”。对三星堆的初步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根据已有成果，考古学家推测三星堆、月亮湾是商周时期古蜀国都邑所在，但是并未找到代表商周文明的青铜器皿，更没有找到相应的文字记载。而三星堆也渐渐成为当地砖厂取土作业的场所，偌大的土堆渐渐被夷为平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 ，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
1986年7月18日，当地砖厂取土的工地上传来消息，工人在那里挖出了一块玉石器。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立即派考古队前往调查，发现那是一块长约40厘米的玉璋，已经被挖碎。考古队立即封锁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从7月18日至8月14目，共开掘25平米的探方6个。
7月23日凌晨2点30分，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根黄金手杖，手杖的芯为木质，以黄金卷包，上有奇特图案，分别是2只背对的鱼、2只背对的鸟、2颗对称的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这样的手杖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决非等闲之物。考古人员在出土金杖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坑。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口长约4.5米，宽约3.5米；坑底平整，长4.1米，宽2.8米，深逾1.6米。坑内出土了金、铜、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420件，其中青铜器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另外还有海贝和大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玉戈、玉璋等形制较大的玉石器，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坑壁的东端；玉凿、玉锛、石斧、玉斧等形制较小的玉石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角；坑中部散见少量玉石器；铜“瑗”分布在整个坑内；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分布在坑中部一带；金杖出于坑的中部偏西。根据器物的叠压情况，专家推测这些器物绝不是被随意摆放，而是按一定次序放置的：首先投放玉石器，然后投放金杖、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再倒入烧骨渣，最后放置陶盏、陶器座、铜戈等器物。骨渣在坑内由南向北呈斜坡状堆积，最厚处竟达60厘米～80厘米。骨渣大多数泛白，一部分呈蓝黑色，里面杂有竹木灰烬，但坑内不见烟熏痕迹。为什么坑内会有这么多的骨渣呢？这些骨渣作何用途？经过观察，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焚烧砸碎，并推断这些骨渣正是将用于祭祀的牺牲“燔燎”后的残余物质，燔燎指的是将牺牲焚烧祭天。坑内出土的铜人头像，颈部呈倒三角形，内装海贝，或插象牙，也均被火烧过。有人认为这些器物象征着被古蜀人祭祀的神灵，不过也有专家提出异议，认为据史载和考古发现，商代祭祀有“人祭”和“杀牲祭”两种，以“俑”代替人牲作为祭品则始于殷墟妇好墓中随葬的玉人、石人。祭祀坑内的铜人头像应该是象征被杀的“人牲”，而非象征被祭祀的对象。从殷墟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燎祭”的卜辞，祭祀名目繁多，对象广泛，祭品有牛、羊、豕等。而三星堆祭祀坑内有经火燔燎敲碎的骨渣，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等也皆有火烧过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坑内的遗物正是古蜀人在举行一次规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瘗埋下的。绝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该坑距今约3400年，正是古蜀人进行祭祀活动后留下的遗物，因而命名为一号祭祀坑。这是在巴蜀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祭祀坑，坑内所出文物对了解古蜀人祭祀礼仪、宗教意识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物，在中国冶金史和雕塑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8月14日下午6点，在距一号坑约30米远的地方，砖厂工人取土时又发现了一个大坑。考古工作人员闻讯赶至，向坑中一望，发现一个青铜面具已经显露出来，他们立即掩盖回填，保护好现场。请示上级并得到批准后，从8月20日开始到9月17日，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考古人员将这个新发现的坑命名为二号坑，这个大坑的发掘，更令人兴奋和震惊不已。坑为长方形竖穴，坑口距地表深0.55米～0.65米，长5.3米，宽2.2米～2.3米。坑口至坑底深l.4米～1.68米，坑底长5米，宽2米～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黄色五花土，填土都经夯打。根据出土时的堆积迭压情况，坑内的遗物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堆积有大量草木灰烬、炭屑、小型青铜器件、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堆积主要是大件青铜器，如大型立人像、车形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干、树座、尊、彝等。上层堆积物主要为60余枚象牙。如此清晰的分层情况表明遗物的投放显然有一定先后次序。与一号坑相比，该坑距今约3100年左右，时间要晚于一号坑。出土遗物不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比一号坑丰富得多，清理出遗物1300余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还有象牙器等，另有海贝4600余枚。其中大型青铜立人像、大型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等是一号坑所没有的。这批文物的出土，进一步反映了古代蜀族的祭祀规摸和祭祀内容，同时也展示了古代蜀族的青铜文化水平和青铜艺术特点，为研究祭祀坑的时代以及古代蜀文化的政治、经济、艺术、冶金、宗教、礼仪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坑内大部分遗物都遭到了损坏，或已残缺，或做了特殊的处理。如青铜立人像由腰部折为两段，上半身位于坑的中部，下半身位于坑的西北部，被一青铜树座所压。尊、罍、彝等青铜容器主要位于坑的东南和东北两角，大部分容器外表都被涂成朱色，器内装有海贝、玉石器。青铜兽面被置于坑西北角，伴有大量的海贝。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主要分布于坑的四周，有的头像内还装有不少的海贝。头像和面像部分损毁并经过火烧，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象牙及骨器之类也明显有被烧焦的痕迹，有的玉石器被烧裂。有专家推测，大多数遗物是在入坑前人们举行某种仪式时有意损坏的，小部分是夯土时打碎的。1986年7月至9月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4000余件精品文物的横空出世，轰动了世界。
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1-2]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面对三星堆文明，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童恩正无比激动地说：“这简直就是奇迹！”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首席中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也发自内心地赞叹道：“这些发现现在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非同凡响。”香港《文汇报》报道称：“它比湖南马王堆的文物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相媲美！”
2015年6月13日，四川新闻网记者获悉，广汉三星堆考古又有新发现，发现一段疑似北城墙的一段，加上之前发现的东西南城墙，三星堆古城城圈初步呈现。此外，在城墙的下还有三个墓葬，其中中间一个墓葬中人骨完整，还能看到手指，据称是新石器的人骨，比商周城墙早。
出土文物
1986年7月至9月发掘的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
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其中金杖长142厘米，重780克，全用纯金皮包卷而成。杖上刻有人像高181厘米，座基79厘米，总高度达260厘米，重约300余斤。它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的一件青铜器。青铜神树高350厘米，树上挂有许多飞禽走兽、铃和各种果实，是古代巫师们专用的神器。另外还出土有青铜头像40余种，面具10余件。三星堆这批前所未有的珍贵文物的发现把古蜀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因此在世界考古学界引起了轰动。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中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这一件。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川内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看来我们的先人很爱美的。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中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文物还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三星堆文物中，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其共分三层，有九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丛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并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压一只箭状物，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器身满饰图案的玉边璋以及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的青铜人头像，俱是前所未见的。

重要遗迹

西城墙

西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的高台地上，呈东北—西南走向，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00米，顶宽约 10~30米，底宽约35~50米，高约3~6米。在城墙的中部和北部各有一宽约20余米的缺口，将西城墙分为北、中、南3段，其中中段南端在缺口处向东拐折延伸约40米，与中段北段略成垂直相接。根据局部试掘情况结合从北端鸭子河和南端马牧河冲刷暴露出的城墙剖面及夯土内包含物分析，西城墙的结构、体量、夯筑方法和年代与南城墙及东城墙相近。

月亮湾城墙

月亮湾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中北部的月亮湾台地东缘，按走向可分南北两段，北段为东北—西南走向，南段略向东折，基本上呈正南北走向，整条城墙与西城墙北段基本平行。城墙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50米，顶宽约20米左右，高2.4~5米。北端底宽约30~45米，中段有拐折，夹角为148度，北端为32度，南端成正南北走向。城墙南段较高，被农耕平整较甚，宽度达80米。城墙东（外）侧有壕沟，壕沟宽度40~55米。在发掘的断面处，壕沟距地表深3.5米，壕沟沟口距沟底深2.95米。

祭祀坑

著名的一、二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墙东南50余米，两坑相距25米，是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两坑坑室走向一致，均为东北——西南走向，坑口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壁整齐，填土经夯打。

一号坑坑口长4.5～4.64米，宽3.3～3.48米，深 1.46～1.64米，坑口三面各有一条宽约1米，长0.34（残）～3.85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二号坑不带坑道，坑口长5.3米，宽 2.2～2.3米，深1.4～1.68米。坑室内器物均分层放置，埋藏现象前所未见，大多数器物埋藏时或埋葬前明显经过有意的焚烧和破坏，或烧焦、发黑、崩裂、变形、发泡甚至熔化，或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段）而散落在坑中不同位置，部分青铜器、头像及面具有的口部涂朱、眼部描黑现象。一号坑共出土各类器物567件，其中青铜制品178件，黄金制品4件，玉器129件，石器70件，象牙13根，海贝124件，骨器10件（雕云雷纹），完整陶器39件以及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
二号坑共出土各类遗物6095件（合残片和残件可识别出的个体），其中青铜制品736件，黄金制品61件（片），玉器 486件，石器15件，绿松石3件，象牙67件，象牙珠120件，象牙器4件，虎牙3件，海贝4600枚。
两坑出土器物的种类，除部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常见的青铜容器、玉石器和巴蜀文化遗址常见的陶器外，大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青铜神树群、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两坑出土器物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文化面貌复杂、新颖、神秘，而且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制作精美绝伦，充分反映了商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一、二号祭祀坑既是整个三星堆遗址的精华所在，同时又代表了古蜀文明之最高成就。它们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巴蜀地区青铜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商代四川盆地社会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必将引起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的重新审视，在中国考古学研究课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三星堆城墙
根据城墙基础可知，三星堆城墙长度为260米，基础宽度为42米。城墙南侧有壕沟，宽度30~35米，壕沟距地表深2.84米，壕沟深2.4 米。城墙上开有两个缺口，形成“三堆”，缺口的年代不会早于明代。因此，三星堆是一条内城墙。一些学者将三星堆说成是祭坛，或直接将三星堆说成土坛，应予纠正。
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南部，呈西北—东南走向，西北端地面现存部分长约40米，东南端临马牧河岸缘仅存少许夯土边缘，原城墙分布情况基本依稀可见。根据解剖及调查资料，三星堆城墙残存部分高约6米，顶宽5~7米，底宽40~45米。结构、筑法、体量及城墙内的包含物与东、西、南城墙基本一致，唯顶部宽度不及其它城墙。

仁胜村墓地

仁胜村墓地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西城墙外）的仁胜村，系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成片分布的公共墓地，也是首次在古城以外发现重要文化遗迹。仅在约9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掘29座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和狭长形竖穴土坑墓葬。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墓向基本一致，墓室加工较为考究，绝大多数墓葬有一具人骨架，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共有17座墓葬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几类随葬品，其中玉石器大多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的新器形，如玉锥形器、玉牙璧形器、玉泡形器、黑曜石珠等，其中玉牙璧形器极为罕见，玉锥形器则明显地具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风格，引人瞩目。另有1件玉牙璧形器表面钻有9个圆孔，可能与古代占卜术有关。学者认为这29座墓葬的下葬年代基本一致，约相当于中原的夏王朝时期。仁胜村墓地的发现，对于进一步摸清三星堆古城的布局，了解三星堆文化的丧葬习俗及占卜礼仪，以及与其它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联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青关山遗址

青关山遗址位于鸭子河南岸的台地上。经考古发掘，发现大型红烧土房屋基址一座。从现场揭露部分推测其平面呈长方形，西北——东南走向，现能观察到的面积约为100m2 。

西北——东南列残长50米，宽14米。房基宽0.35米-1.5米，均系红烧土夯筑，夹杂大量卵石。基槽宽3-4.5米。推测其修筑方法为先挖基槽，然后夯筑房基。在房基内外两侧（距离房基边缘0.5米—1米），均发现成排的檐柱遗迹——红烧土块。红烧土块一般为长方形，长为0.45米—0.6米不等，宽0.25米—0.35米。两排檐柱之间可能为廊道。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且未对其进行解剖，该房屋基址的实际面积、修筑方法、残存高度、进深开间眼下尚不清晰，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但如此规模的房屋基址在三星堆遗址中是从未遇到的，其功能已远远超过一般居室的需要。推测其极有可能是宫殿性质的建筑，年代为商代。

历史价值

因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
以前历史学界认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然后渐渐的传播到全中国。而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两个祭祀坑坑出土的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它们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国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面貌。在青铜器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铅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即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属世界文化遗产范畴。
三星堆遗址依托鸭子河，横跨马牧河，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优越，形成了经东、西、南三面城墙及北侧鸭子河为防御体系的古城。古城由一道外郭城（大城）和若干个内城（小城）组成，古城内外可分作祭祀区、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并有三星堆、月亮湾等重要夯土建筑遗迹，体现出高度繁荣，布局严整的古代王国的都城气象，是不同于中原夏、商都城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古城。
三星堆是目前中国国内发现玉牙璋最丰富的文明遗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制品、玉石制品以及黄金制品，造型奇特、制作精美，表现出浓厚而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独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是极为罕见的人类上古史奇珍，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三星堆遗址所见古蜀国的手工业甚为发达，门类齐全、技术先进。三星堆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填补了中华文明演进序列重要文物的缺环，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中国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有助于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及社会形态演化的进程。
截至2009年，三星堆创造和打破了许多的世界纪录、中国纪录，其中多项纪录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之最、中国之最。
　　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公分。铜树干挺直，分九枝杈，集成上中下三丛，每一枝杈上各有3个桃状果，其中两果枝下垂，一果枝上挑，上面立有一钩喙神鸟，昂首挺立，作展翅欲飞状。自树干顶端一条龙逶迤而下，龙首昂然，一足踏在树座之上。《山海经·海外东经》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具推断可能为古神话传说中扶桑树。

世界上最早的金杖。长142公分，直径2.3公分，重700多克，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木杆早已碳化。金杖的一端刻有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像，皆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中间一组是两只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也有人表示异议，认为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金杖确为权力象征，但没有实物能证明鱼凫氏族徽是由鱼和鸟组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杖与神树一样，均是古蜀人神树崇拜思想的产物。
世界上现存的最大、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通高262公分，重逾180公斤，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东方巨人”。铜人头戴花形冠，着鸡心领左衽长襟衣，后摆呈燕尾形，赤足立于方座之上。身躯细长而挺拔，手臂粗大，颇为夸张，与身躯不成比例。两手呈抱握状，左手屈臂置于胸侧，右手上举齐右颊，粗大的拇指与食指、中指、无名指相握。脸庞削瘦，方颐、直鼻、阔口、粗眉大眼，大耳上饰以云雷纹，耳垂上有一穿孔，表情严肃，像是正在等候完成某种神圣的使命。立人身穿窄袖及半臂式三件左衽套装上衣，衣上雕刻有龙纹、兽面纹、虫纹和回纹，线条细密，结构复杂。小型立人像威风飒飒，跣足，内穿长袖交领衫，外披无袖袒背式铠甲，前后饰以几何形雷纹，制作精细，在战争中应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和实用性。该铜像采用分段嵌铸法铸造而成，制作精美，迄今为止为中国夏商周考古所仅见。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64.5公分，两耳间相距138.5公分。铜人面像阔眉大眼，眉尖上挑，眉宽6.5厘米～7厘米。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直径13.5厘米，凸出眼眶16.5厘米，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厘米，眼球中空。面具通高65厘米，宽1.38米（以两耳尖为准），厚0.5厘米～0.8厘米。《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纵目人面像，就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蜀王蚕丛原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此地“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至今这里仍是严重缺碘地区，以至甲亢病流行。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球向外凸出，因此，眼睛格外凸出的蜀王蚕丛很可能就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其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该特点并进一步“神化”，于是便有了三星堆中的这些夸张的纵目人面像。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基于史实的猜想。
世界上一次性出土最多的青铜人头像，面具。达50多件。

 

待解谜团

 

第一，三星堆遗址居民属于远古时期的哪个民族？
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如今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氐羌说，即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三星堆的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在《古文苑》一书中，章樵注引《先蜀记》曰：“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由此可见，蜀人的发祥地在岷江上游岷山山区，属于氐羌族。史籍记载“蚕丛纵目”，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的几件双眼球呈柱状外凸的青铜纵目人像，以实物证实了史载不谬。而《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纵目之人”死后多以石棺葬，后人沿习成风，形成了延续千年的石棺葬群。
第二，璀璨的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
对于此疑问，学者莫衷一是。有的认为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有的认为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有的认为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有的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
第三，三星堆古蜀国是什么性质的政权？信奉何种宗教？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抑或三者兼而有之？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的宗教信仰与殷商相似，即敬奉天帝与崇拜神鸟。三星堆出土的一些文物可以证明这一点。因而据此推断，三星堆的文明应该是受殷商文明的影响，特别是商族的迁徙与征服运动，扩展至四川的诸羌族所在地区。有学者猜想，在这一过程中，也许商族某一部落与诸羌渗透、融合，由西北向西南迁徙，依水草而居，顺岷江而下，到达广汉，成为了创造三星堆文明的古蜀人。
第四，三星堆古蜀国究竟是何时产生，持续了多久，又为什么突然消亡了？
史书记载，蜀人先祖蚕丛率族人顺江而下，占领成都平原成为蜀王。继蚕丛之后，是柏灌氏和鱼凫氏，他们在同一地方各统治数百年的时间。后来杜宇自立为蜀王，称望帝，迁都郫邑（今郫县）。望帝之后，川东濮越系民族头领开明氏称蜀王，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对三星堆的考古发掘结果，证明了这些史料是基本可靠的。 2001年，在成都西郊，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金沙遗址，出土了1000余件文物，其中有30余件金器。这些金器的铸造风格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基本一致，金带上的符号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的符号一致，青铜人像的造型风格也与三星堆青铜人像一致。而据测定，金沙遗址距今约3000年，这一时期正好相当于三星堆文明的末期。杜宇迁都郫邑，金沙遗址距今天的郫县不过二三十千米，历史上属于郫邑的范围。由此推断，金沙遗址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考古学家据此推断，金沙遗址就是杜宇迁至郫邑的都城，不过此结论尚缺乏更多证据的支撑。

 

最新成果

 

嫘祖和蚕丛

四川省盐亭县盐亭县城南有一山为嫘祖山，嫘祖山的嫘祖穴，相传是嫘祖出生地。作为“华夏母亲嫘祖故里”的盐亭县，不仅有大量的出土蚕桑文物、化石、嫘祖文化遗迹，还发现唐代《嫘祖圣地》碑志为唐代著名韬略家,《长短经》的作者,大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所写：曰：女中圣贤王凤，......忆宫史，据前碑所志，补建于蜀王之先祖蚕丛；后，文翁治蜀，大加阔筑。......集首创之大成，薪火相继，玉振金声，同日月齐辉，与天地并寿。赵蕤大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4年）二月谷旦补竖。
“嫘祖”是黄帝的妻子，“蚕丛”是“嫘祖”的子孙，教民养蚕是传承母业，之后创立了蜀国。

仿生学说

三星堆青铜人像及“纵目”铜人面具，历史学上无记录，考古学上也没法定论，以动物学、仿生学、艺术学推断，鼓眼睛、“纵目”是螃蟹、青蛙、山羊等多种生物眼睛的集合体。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有夸张的成分，是巴蜀先民渴望“站得高，看得远”的愿望；
三星堆青铜面具中的人物浓眉大眼、眉开眼笑、火眼金睛，也正是巴蜀先民探知天神、热爱生活、渴求知识、与神灵沟通的“巴蜀梦”。